当今世界，赛博朋克科学技术已渗透进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把当方方面面，出现了很多充满科技范、作赞未来感的美词产品和生活场景，如电动跑车、文化误读人形机器人、赛博朋克无人机灯光秀等，把当很多人用“赛博朋克”来描绘产品和场景呈现的作赞那种科技感。比如，美词某城市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打造出酷炫的文化误读灯光夜景，媒体便称其为“赛博朋克风格的赛博朋克灯光秀”；又如，某地推出具有智能化功能的把当巴士，当地媒体在报道中称之为“赛博朋克风巴士”。作赞这些描述的美词出发点都是称赞，目的文化误读是凸显被描述对象身上的那种科技范、未来感。

　　 但把“赛博朋克”当作赞美词其实是一种文化误读。赛博朋克（Cyberpunk）这个概念，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科幻文学中，由“cyber”（赛博）和“punk”（朋克）两个词组成。Cyber原意是操舵员或飞行员，自从诺伯特·维纳在《控制论》中使用“Cybernetics”一词，作为前缀的Cyber便指采用电子工具或计算机进行的控制。朋克（Punk）最初是一种摇滚乐，后来成为一种独立风格的音乐，这种音乐不太讲究音乐技巧，坚持反主流、反传统立场，彰显了一种反叛精神。

　　 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，赛博朋克（Cyberpunk）渐渐从一个科幻概念发展成一种批判性亚文化。赛博朋克文化以“高级科技和低端生活”为核心特征，通过反乌托邦叙事揭示科技异化与社会矛盾，表现在文学、影视、游戏、建筑等领域，便形成了所谓的“赛博朋克风”。

　　 “赛博朋克故事”常聚焦于孤立个体对抗庞大的技术体制，带有强烈的悲剧与反抗色彩。“赛博朋克风”的视觉特征通常是这样的：拥挤高耸的摩天楼、阴郁的雨夜、霓虹闪烁的广告牌。这些画面看似酷炫，实则隐喻科技背后的社会问题。例如，国外经典科幻电影《银翼杀手》中的未来城市，一边是摩天大楼遮天蔽日，一边是底层民众生活在脏乱狭窄的街区，贫富差距巨大，人类被技术异化，甚至面临“何为人类”的哲学困境。

　　 来自西方的赛博朋克文化或赛博朋克风，本质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，它描绘了一种国家职能被企业取代、普通人被技术淘汰的“反乌托邦”社会图景。在这种图景中，科技高度发达却服务于少数跨国企业，底层民众困苦不堪，社会分化严重。

　　 近些年，我国科学技术飞速发展，但我们的科技不是服务于少数人、少数机构，而是以人民为中心，根本目的是提升全体人民的福祉。无论是通过大数据、物联网提升交通、医疗、教育服务水平，还是利用新能源技术推动碳减排，抑或将机器人应用于灾害救援、农业生产，这些都与西方赛博朋克文化中“技术压迫人类”的叙事截然不同，展现的是科技服务大众的新图景。

　　 因此，用“赛博朋克”描述当下中国的科技生活场景，完全忽视了文化语境的差异，将其当作赞美词更是“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”，没有理解这个概念的本来含义。如果滥用“赛博朋克”概念来描绘我们的生活，甚至可能落入西方的叙事陷阱。比如，今年夏天某西方媒体刊发文章《中国“赛博朋克之城”：多维空间令人惊叹》，曾用“赛博朋克之城”形容我国的一个城市，文中说这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，好像是在赞美，但又刻意强调“摩天楼遮天蔽日，个体存在感被压缩”，这种描述与“赛博朋克”的本来含义高度契合，暴露了西方媒体的不怀好意。西方媒体的这种叙事和修辞，其实是用西方的文化框架解构中国的成就，目的是污名化我们的发展成果，削弱其真实意义。

　　 由此观之，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好中国声音，切不可盲目使用西方话语体系，那样不仅难以形成平等的对话生态，还容易在国际传播中落入西方话语陷阱，出现“解释赤字”。我们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，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，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，努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、新范畴、新表述，那样才能提升传播效能，向世界展现可信、可爱、可敬的中国形象。

　　 （作者：李嘉泽、王 慧，系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，广州体育学院体育艺术学院讲师）